我們成為自己最憎恨的邪惡，電影「Experimenter」是說香港嗎？

這是一套2015年的舊片，但今天看可能更強烈，令香港觀察更反思，而我看完之後的感覺是，天堂與地獄原來只是一念之間這麼近。

這套電影非常平淡、無娛樂性，甚至有點悶，但又對內心非常震撼。

電影是描述60年代耶魯大學Stanley Milgram做的電擊實驗，實驗安排兩位受試者，一位要扮演“老師”， 另一位則是“學生”，彼此分格兩個格音房，每一次老師會向咪高峯讀出幾組句子，例如黑色夜晚、白色飄雪、藍色天空....然後就問藍色的？？，扮演學生的受試者會在喇叭中聽到老師的讀句和問題，他就要答天空，如果答錯了老師就會按鈕電擊學生一次，由45Volt開始，每錯一次，電量就會加一點點，直至去到450volt。

實驗被告知目的是希望知道懲罰對學習是否有幫助，但實際卻並非如此，那個扮演學生和被電擊其實是假扮的，這實驗目的其實是想看，“人是聽上級命令還是自己良知”，即只有那個"老師"是受試者。

朋友看到這裡，或者知道我意有所指吧。

實驗的結果是多數人都服從上級命令，即使聽到格壁那學生的慘叫求停，甚至可能已經暈到的沒有回答，仍然繼續施以最重的電擊。

電擊的實驗得到社會很大的回嚮，很多偉道人士評擊Milgram是施虐者，有部分選擇服從的受試者在知道真實目的後反口說，如果不是被騙，自己的良知是不會如此選擇，自己會特別有智慧的。

電影中引一句名言是，「回望我們才明白，但生活卻是向前的」，返轉頭說什麼也可以，錯是你自己做的，生活是擧手不回。

這實驗想帶出是，在一個極度分工的社會，我們作為群體的一份子，都以為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並服從上級的命令，就是對社會最好，幾年前的曾蔭權在競選特首時的口號，不就是說做好這份工嗎？他的工作的其中一個需要當然是服從上級的命令，但沒有一個人會質疑他，你做好這份工就是對社會最好嗎？特首工作中有沒有和良知有衝突？

我們也從來沒有想過自己的工作和良知會否有可能衝突、自己的選擇的問題。

筆者天生有選擇服從上級命令的毛病，記得年前有一次在投資班上我就和學員分享自己如何不服從上級命令的"惡行"，我說：“如果你覺得上級別的命令會損害公司的利益，而上級又不願解釋令你明白，你應該向你的上級的上級陳說，若果上上級也是一樣，就應該一直往上說，若果連主席也不聽和願意說清楚，你就要辭職。"

筆者一直並不感覺自己有獨立判斷能力，更多時侯會覺得有反群眾的罪惡感。

年前也有一位對心理很了解的朋友教筆者如何控制情緒，他告知筆者不是所有我們的感覺都是「真正事實」的。

電影內也有另一實驗是當一班實驗者，故意選一個錯誤的答案，受試者也會不自覺的從群而選錯誤的答案而非自己所看到的真實。

我們要認識自己的選擇會錯的事實。

因此每當筆者有情緒時就會想起這朋友的說話，我總會問自己現在我認為的感覺，是否在騙自己？

然後就會向人應該是善的一方想。

事實上，筆者個人認為，人類很多大的錯事都是因為我們認爲對方錯而自己對，或者是我們必須要折服對方才可下氣，這種感覺，這種情緒很多時候會令自己做無可挽救的錯事，並成為自己最痛恨的惡魔，而非最初我們追求的善和美。

想一想香港人最引以為榮是什麼？

是法治？

若果法律是要服從上級命令去傷害另一個人，你還會對它引以為傲？

又比如，你會選擇跟隨多數人去傷害一個執法者的生命去追求法治嗎？你是以法治之命去成為邪惡還是善美？

電擊實驗第一次有7百多人，筆者一路看一路想，只要其中一人在聽到"學生"求救時打開格璧的門，就會知道那假份學生的人沒有被電擊，明白真相，為何沒有一個人會這樣，即使其中有一個職業是電工，又受過電擊的受試者，在假扮的學生求救時拒絕按鈕，也只是選擇離去，而沒有去看一下那個痛苦的''學生''。

我仍然相信大部分香港警察都是正義和有良知，只是因為「服從命令」沒有選擇另一個他本應鄙視和制止某個同僚的錯誤行為，我也沒有理由懷疑「從眾」的年青人爲港的熱誠和同理心，但很難接受不制止同伴向警察擲能傷害生命的汽油彈。

他們或許在想:''同伴有點錯，其它人會制止他的"

我衷心希望，無論你是警察、上街的市民，不要這樣想，當你的"同理心"呼喚你的時候，立刻站出來，制止你朋友、同僚或者你自己成為你自己最痛恨的邪惡。

天佑香港和我們!

如果你認爲這文能冷靜到一部份的香港人，希望你分享給其它朋友，令多些港人冷靜。